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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附中高66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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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父亲的意义 -段北星  

2011-02-26 11:53:49|  分类: 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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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按:美怡写的《父亲的胸怀》触动我行此文,是应该为父辈们做点什么了,写点什么了,趁着我们还能够,至少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爱戴他们、敬仰他们的。他们那一代,不会办网站,不会写微博,没有话语权,在媒体的权势面前,永远是弱势群体。

 

我的父亲离开这个尘世已经快四十年了,在我心灵的圣坛里,没有谁会比他的位置更高、更大。如影随行,四十年来,他比生前更左右着我的思想和行为。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洪洞县。晋中和晋南交界处最普通的、最最典型的平原县城。是苏三起解中的那两句“苏三离开了洪洞县”和“洪洞县没好人”让其名扬四海。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还好奇的到关押苏三的“监狱”去看看。洪洞县名气更大的是大槐树。大槐树确实有过,不是传说。早年听爷爷说,古代的时候,北方战乱,人口锐减,朝廷想让洪洞县的人迁移,洪洞县的人当然不想去,朝廷就哄骗说不想去的人到大槐树下集合,大家都去了,朝廷派兵押着集合的人强行迁徙了。和史学家的考论,我更愿意相信爷爷的传说。现在许多外省市的人一说起最小的那个脚趾头是两瓣的,就说是从大槐树下出来的,脚趾头和迁移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了。近些年,每年清明,洪洞县都在大槐树遗址搞大型的典祭活动,说是寻根问祖,其实是招商,利用的是后辈对先祖的热爱和怀念。洪洞县还有一处名胜是广胜寺,早就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不同寻常的是寺庙的附近有一处泉水,从山底涌泄,日夜不息,过一个亭子,亭下有9根栏杆,七股水流经洪洞,三股水流经赵县,灌溉着洪赵两县(原来是一个县)的良田沃野,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我的父亲出生在离县城15里的石桥村。也是听爷爷说石桥村是乾隆爷起的名字。乾隆南巡经过此村,县里的官员说此村无名,乾隆爷说河边不是有座石桥吗,就叫石桥村吧!自此村里的人就以此自豪了。父亲的出身和成份我至今也不明白,肯定是农民的后代。地主、富农、贫农、雇农都是农民,是土改的时候人为划分的。爷爷上过私塾,略通文墨,我见过他写的信,有文言文的格式,反正不是白话文。见过爷爷算卦,用三枚铜钱抛掷,看正反面,就会说出子午寅卯来。爷爷只给自己的家人算卦,现在想起来,只是一个娱乐。我只是觉得,倘若我现在还有一些文化功底的话,也是父辈乃至上辈的文化遗传密码,父亲不如我的学历高,但字写得比我好。

我的父亲是1923年出生的,比共产党成立晚两年。十四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家出走,到西安去谋生。时下的农民工,不仅仅只属于这个时代。准确的讲是到外面去上学,或学徒,也就是技工学校一类的吧!后来谋生的地点是国民党空军在西安的机场,他的简历中写的是机械士,也就是机场的地勤吧,若会修飞机就应该是机械师了。那个时候的空军都要集体参加国民党,解放以后,这就成为了历史上的污点,文革中有一个词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可能就是指他们这些人,其实他们那时候才二十来岁,懂什么政治啊!就是想参加共产党也找不到组织啊!解放以后,改朝换代,他只求相安,很少对我和妹妹提及他的青年时代。我只是在只言片语中知道他们那些人,那些朋友,穿着国民党空军的制服,开着吉普车,在西安市下馆子吃饭,耀武扬威,但我保证他们没有做过欺压百姓,丧尽天良之类的事情,绝对不是电影或电视剧所描写的国民党士兵。父亲应该是四六年成家的,正是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的婚姻是家里老人订的亲,结婚之前是否见过我母亲没有考证过。只是知道那个时候西安是国统区,他是国民党士兵,我母亲还在山西洪洞老家,县城和乡村已经归共产党统治了。父亲穿着便服,悄悄的回到洪洞县城,让我几个远亲舅舅,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把我妈从村里送到县城,再由我父亲带到西安,由此这个世界上才有了我和妹妹,以至我们的后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未必都不好。我曾经问过父亲,他在西安的生计是如何维持的,那时候他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八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孩子、爷爷、奶奶、姥姥(我妈是独生女)和叔叔,他说除了空军机场的工薪,也利用空军的飞机在上海、重庆为商人买卖金条或其它紧俏商品,得到一些好处,维持生活足够了,发财是不可能的。四九年解放的时候,他在四川成都的双流、新津军用机场。解放军一进成都,国民党一败溃地,能去台湾的都去台湾了,没走的都不知所措,不知道后面的出路在哪里。爷爷有一天上街,见到一位解放军的营长,是爷爷在私塾时教过的学生,约了个时间在成都的茶馆里见面叙旧,听对方讲时局和政策,父亲坐在旁边(没暴露身份)听他们谈。事后决定全家都回老家,耕田谋生。正在这个时候,街上贴出告示,让国民党空军人员到某处集结。不敢不去,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告诉父亲他们要去北京参加革命。父亲立即变卖家具(没有家产,房子是租 的),凑足了钱,让爷爷带着妈妈和我们回山西老家,他一个人和同事来到北京,据说刘亚楼在前门饭店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换上解放军的衣服,拉到南苑机场参加革命工作了。我在家里只见到父亲穿着解放军的军装的合影照片(没见到他穿着国民党的军服照的像),所以很奇怪,国民党如何摇身变成了共产党呢?问父亲的时候,他才告诉了我上面的这些事情。父亲在南苑机场安定以后,五零年前后,把我妈妈和我们从老家接出来,有了父亲,我和妹妹才有了北京的人生。

我们这一代人,四十年代末期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和共和国一起长大。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已过花甲,自以为饱经苍桑了。而我们的父辈则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变迁,从五十年代开始,真心实意的拥戴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确实想把他们的一生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确实想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确实是诚实、善良、忠诚、本份,确实言传身教的影响和教育着他们的后代。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责任的意识还浓烈的话,除了党的教育,传统的教育,也源于父母的教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立身之本。

父亲五零年到北京,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始终劳碌奔波在南苑机场这一片区域中。我退休以后,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骑车往机场来往几趟。是天意。南苑飞机修理厂后改名为首都机械厂,先后隶属五院、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人也罢,职员也罢,他的最高的职务也就是车间的劳资组长一类。每天准时上班、下班,按要求加班,风里来,雨里去。我上子弟小学时,学校在厂里,离家有五、六里远。他就骑车带着我,把我送到学校,然后去上班,学校放学早,就自己走回家,若是某天某次能搭上顺路的马车,至少要高兴一个星期。单位的保密性质,父亲从来没有对我和妹妹,甚至母亲说过他是干什么的,在干什么。更从来没有听到他谈工资待遇,以及职务的升迁。他觉得是共产党,是新中国给了他工作,给他的生命赋予新的动力和活力,他应该报答党,报答祖国,报答人民. 那个时候,也没有谋生的焦虑和压力,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幸福感的基石。这些都是我在与父亲的亲近中感受到的,而非语言教育,也正因此,我至今也不接受人生的成败由其对社会的贡献来评判的观点,更厌恶用职务的高低、财产的多寡来衡量。挺讨厌成功学的。人活在世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了。这种思想和认识绝对不是后来思考得来的,是源于人的本性,源于父辈的行为。

父亲和那些我称之为叔叔、伯伯的同事们的后半生都是不容易的,他们毕竟在旧中国生活过,有的是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有的两航起义过来的,在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却要承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三反五反、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中,他们总似乎是另一个阵营的人。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周叔叔、孩子们都喜欢他,我却亲眼见他被人带走了,我忘不了他离开时对我的微笑,听说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前有劣迹,我所喜爱的周妈妈和可爱的小妹妹也自此遗返东北老家,再无音讯,我就想不通,那个叔叔刚解放的时候才2526岁能干什么坏事啊。还有一位邝伯伯,六十年代突然调到另外工厂去了,据说是因为出身不好,不宜于在军工系统工作。我还知道父亲年轻时的同事,在外地被打成右派,生活困难,写信向父亲等朋友求援,父亲和他的朋友商议过,想不出什么方法去救济和救助,更不敢引火烧身。以及在文革中他们煌煌不可终日。也正是这些,我对人与人斗争,对人整人有天生的厌恶和反感。我这一生欣慰的是,既便我后来无论做了那个层面的领导,我都不整人。

父亲虽然出身农民,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父亲热爱学习,尊重知识,信奉文化。小时候他可以允许我调皮,不听话,但是绝不容忍我不好好学习,虽然从来没有打骂过我。那时候工厂有图书馆,可以借阅各种书籍,父亲抄写了一个借阅书籍的目录,这个星期借,下个星期还,再借,当然是他想看的书,这个行为影响了我一生。印象中只买过几本书,《秋海棠》、《子夜》等,我还在上初中,看不懂。考取清华附中是父亲的主意,初中毕业那年,父亲知道厂里要招工,要招职工子弟,我不上高中绝对可以进厂学徒,还可以有好工种。但他根本就没往那儿想,等到我如他所愿的考上清华附中以后,我从其他的叔、伯、同事那里知道,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他骄傲自豪的了。高二的时候,附中开家长会,他肯定要来,就仿佛是他考上了清华附中一样。那年恢复高考,我还有些犹豫,我已经在七机部的内建工作五年了,名正言顺的国有大型企业的员工,单位不错,待遇不错,也成家立业了,还有个女儿,上不上学都无所谓。我跟妹妹说这件事,她说你应该去(上学),若是爸爸还在,他肯定让你去上学的。冥冥之中是父亲的灵魂让我报考了成都工学院。虽然他仙逝了,仍然引导着我人生之路。

父亲是一九七一年底患癌症去世的,那时候,妹妹还没有初中毕业,父亲生前的单位安排妹妹顶替接班。我因为还在插队,户口在陕北农村,回不了北京,单位就给了我一个四川内建的招工名额,我从陕北去了川北。父亲生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辞世会铺平了我们就业的渠道,是父亲为儿女们鞠躬尽瘁。我们感谢党,感谢父亲的国有企业。感谢组织。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石家庄工作了八年,在煤矿部机械制造局的企业里干了八年,那些日子里,也像父亲一样,骑着车上班下班,编工艺,设计工装,处理生产中的加工问题,回家之后为家庭尽责,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尽着父亲的职责。九一年,北京市允许知青返城,略经周折之后,我在九二年又重新回到父亲生前的单位,因为阅历、学力和能力,从技术岗位转到管理岗位,一直到退休。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无论做什么,我都不能给父亲丢脸。父亲走得早,没能见到他的孙女和外孙女问世,如今我不仅是做了父亲的人,还做了外祖父,在和女儿、外孙相处时,我总在想,若是父亲在,他会怎么做呢?这是行为的标准和准则,父亲的意义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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