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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附中高66届

此博客是为清华附中高66届同学提供的一个交流平台

 
 
 

日志

 
 

《 铁蹄下的歌女 》 - 此文记录父亲和聂耳在一起的日子 - 王综  

2011-11-23 20:41:09|  分类: 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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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05年以后,每年我都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回京陪伴在父母的身边。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父亲和我促膝长谈,讲述了很多他年轻时的往事。让我欣慰的是:父亲在耄耋之年,对七、八十年前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为我完成此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了使文章更有可读性和流畅,我大胆地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也算是我的尝试,也请同学们批评指正。本文也可作为“远逝的高山”的姐妹篇,我在“远逝的高山”所打下的伏笔,在本文基本上可以找到答案了。舞文弄墨不是我的强项,好在读者都是我敬重和熟悉的同学,所以我也无所顾忌了。

                          王综  于珠海  

 
*************************************

1933年春。

一列满载着旅客的列车呼啸着穿越满目疮痍的东北大地,经安东、新义州径直向朝鲜半岛的最南端釜山疾驰。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跋涉,我并未感到丝毫地疲惫,而在釜山换乘了一艘小火轮之后,继续摇晃着、奋力地穿过风高浪急的对马海峡、最终驶入日本山口县下关码头。

一个17岁的中国少年,带着已经故去的父母的重托、在异国他乡开始了留学生涯。

列车沿着濑户内海的海滨向东飞驰。车外的风景像画面一样、一幅一幅在我眼前掠过,我惊讶地发现:窗外,满目青山、绿油油的稻田、湛蓝的海水、散落在绿树丛中的村舍、一派和平悦色,这里分明是人上人的所在,和自己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眼前的一切不禁让我回忆着陷入深重苦难的家园。……

四年前,父亲从北京回到家乡辽宁锦州省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还再念着“之乎者也”,愤然地把我带到北京进了汇文中学。我非常了解自己的的父亲,虽然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古典英文系,现在政府部门任一名外交官,但对于一个任人欺压和宰割的弱国,哪里还有外交可言?悲愤和无奈始终困扰着一介书生。同样,父亲也自然了解自己的儿子,我是个非常让人生厌的孩子,常常和别的孩子打架,常常被一群孩子憋在自己的家门口,不得不翻墙上学堂。母亲也为我操碎了心。

来到北京,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理。经常在放学后,我和大同学们一起到崇文门一带的贫民夜校讲课,在暮霭里,我看到在残垣断壁的城墙下、在破烂不堪的窝棚旁、在肮脏拥挤的大车店里聚集着流浪到此的难民:无依无靠、无衣无食,穷困潦倒。这就是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啊!有时下课了我也到东交民巷爸爸的办公室去,从学校出来沿城墙走到崇文门里, 向北一转就路过东单体育场。在光天化日下,能看到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在操场上操练。城墙的一侧是羸弱与贫困、城墙的另一侧是豪强与贪欲。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自己的同胞却被列强如此欺凌,悲愤之情油然而生。

初来乍到,父亲也不放心,时不时到学校来看我。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我变得安静了,我不再是打架生事的坏孩子,我经常向父亲提出我看到的问题,有时问得父亲也是哑口无言。15岁那年,校方告诉我们,可以考“庚子赔款”到外国留学。虽然我还没有念完高中,我还是鼓起勇气跟父亲说:要到欧美留学,要走富国强兵的路。说话间我感到自己的眉宇间透露着坚毅。父亲喜出望外,表示坚决的支持。果然不久,我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正准备成行,一连串不幸的打击落到我未成年的身上,父母亲相继去世了。我也转而由伯母抚养,并在伯母的悉心照料和关怀下两年后取道日本留学……

列车继续在濑户内海的关西平原向东疾驰,在飞速掠过伊豆半岛的北端,开始向关东平原驶去。北面,蓝天之下,富士山婆娑的山影清晰地映入眼帘,甚至终年白雪皑皑的峰顶都依稀可见。自从马关条约日本占领台湾岛以后,台湾海拔3970的玉山被日本改称第一山,而海拔3950的富士山被改称第二山了。

在落日的余晖里,列车缓缓驶入东京火车站。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崎岖小路还是一片坦途?

我扛着柳条包走在狭窄的东京街区里,借助昏暗的街灯找到了佐藤夫妇居住的小屋。这是日本寻常百姓居住的极普通的木结构宅邸,房前是一个小小的宅院。四十多岁慈祥、温厚的佐藤夫妇早早在宅前恭敬迎候,在寒暄几句之后,佐藤跨步向前接过我肩上的柳条包并随即让出身位,我跟随夫人走过推拉门,进到一间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地上铺的几块榻榻米已占去了半间房,一张低矮的木桌摆放在榻榻米上,房间的一角竖立着一排木架,上面放一些日常饮食用品。

佐藤夫妇没有子嗣,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把我,永远的中国少年视为己出。

我吃着第一碗日本的大米饭,米饭油性和粘性都比较大,起初浑身还有些过敏呐。毕竟日本的大米和中国的大米还是有些不同;喝着第一碗日本的酱汤,汤料里有很多海带丝,味道还算鲜美;各类鱼仔、贝壳、林林总总摆满了一桌。

饭后,和佐藤夫妇做了简单的交流。想起未来的几年,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一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恭恭敬敬地叫了声“爸爸、妈妈”。

我住进自己的房间,躺在榻榻米上胡思乱想,因为我无法预测未来会是怎样。

毗邻上野公园的东京东亚高等学校是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日文的学校。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群来自中国的少年聚集在校园内。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俊朗的年轻人正在和一个面容姣美的女孩共同拿着一张单子在商讨着什么。我走上前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他们也是到这里补习日文的,而且我们恰巧都分在一个班里。

在我生命的际遇里,在茫茫的人海中,我们彼此相聚又相互走近,实在是一种机缘。男生叫聂耳,女生叫王莹(30年代著名的影星、作家、社会活动家)。

在异国他乡。来自苦难中国的三位少年。

邂逅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田,那样甜美、那样炽热,我们手挽着手走出校园径直来到上野公园。

上野公园是东京最大的公园,曾经是德川幕府的私邸,后辟为公园。正值樱花盛开时节,粉红色、粉色、白色的樱花热烈而奔放、让你猝不及防。正像我们手挽着手一样,锦簇的花团没有特立独行,没有各行其是,她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形象。在璀璨、庄严、华光四射的樱花丛中,我们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更多的是构筑理想和未来。

我们穿行在樱花树丛中,绕过一片静谧的水面和绿茸茸的草坪来到西乡隆盛的铜像前。西乡隆盛是日本人民心中的英雄。以他为代表的革新派赢得了“明治维新”运动的重大胜利,从此,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在铜像前,聂耳一脸专注、沉思良久……。在先后取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后,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政治体制开始了新的转型时期。法西斯体制取代了政党政治体制,法西斯主义将明治宪法中的专制主义、扩张主义发展到极致,并一步步走上战争的边缘。“九一八事变”之后,已经十分羸弱的中国正陷入被帝国主义肢解和瓜分的危险境地,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占中国最广大数量的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痛不欲生。如何唤起民众的觉醒,万众一心地保家卫国自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绕不过去的问题。聂耳一扫脸上的严肃,眉宇间充斥着坚毅,只见他握紧拳头、振奋地喊着:我们不能做亡国奴。

聂耳,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四岁丧父,由母亲茹苦含辛地一手带大。聂耳从儿时起,就在音乐领域表现出超人的才气。除了个人的天才,最主要是聂耳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和码头工人在一起、和报童在一起、了解他们生活的疾苦;他理解和同情歌女的不幸遭遇;他用自己的笔去触摸人生、探索心灵的真实;他自觉自愿地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呐喊,因此创作的作品浸透着爱国主义、反对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的情怀。我第一次认识了聂耳,第一次了解了他的作品、第一次领略了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艺术“开路先锋”的风采。从此开始了我们两年多兄弟般的交往。

多少个夜晚,我们在一起唱歌、拉琴、畅谈,我们谈论身世、理想、爱好,特别是他知道我酷爱小提琴,格外高兴。异国他乡逢到友好和知音,恰恰又是鼎鼎大名的聂耳,着实让我兴奋不已。以后的两年,我们不断互相深入了解,甚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读懂对方的心声。

一个金光灿灿上午,初夏的东京已经让人有些汗滋滋的感觉了。我和聂耳一起来到银座区的一幢公寓内。今天我们专程拜访一位老师铃木先生,他是聂耳的朋友,也是我即将拜师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大师。铃木先生40余岁,但头发已经稀疏,面部慈祥和蔼,谈吐不凡,一副金丝眼镜挂在鼻梁上,一望而知是个学识渊博的长者。寒暄了几句,我拿出一把新买的旧提琴试着拉了几支曲子,这是不久前王莹和我还有聂耳一起在东京旧货商店买的。我从国内带来的那把提琴实在是破烂不堪了,那还是四年前我在北京西单商场买的旧货。听完我“演奏”的曲子,老师自然是不满意,但还是把我收下了。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一练就是八年。

离开铃木先生的宅邸,我有幸和聂耳并肩走在银座繁华的大街上。透过余光,我瞥见聂耳似乎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他把左手搭在我的右肩上,用一种长者的口吻告诫我“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记住,掌握了一门艺术就等于多了一个斗争的武器。”我们还轻松地谈着最近的见闻、谈着感想,他的淡定和随和,让你无法想象,这是在中国乐坛上已经崭露头角、即将冉冉升起的明星!刚好走到服装店的橱窗前,借助明亮玻璃窗的反射,我能清晰地看到聂耳身着的西装已是日久年深了,虽然还不到寒酸的地步,一望而知像个上海写字楼里小职员的装束。我拉着他到商店里转一圈,还没走完两个货架,聂耳硬是把我拽出来了。“我们还是走吧。”语调虽然很轻,却是加强版的命令式。一种苦涩的、怅然若失的感觉一下子在我脑海里升腾起来。

那一天晚上,我躺在榻榻米上辗转反侧,我不断地回想着聂耳向我讲述的苦难的童年和后来工作的艰辛。


1933年仲夏。

聂耳启程回国了。在东京码头的候船室里,我几乎失去理智地用力地拍着他的肩膀,“聂子,你为什么这样来去匆匆,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吗?”聂耳轻轻地把我放在他肩头上的手搬开,笑着说,“不久你就会明白了……,我会给你写信的,而且……而且……我不久可能还会回来的。”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人海里,心里一片茫然。

仲夏的一个星期天,与王莹相约到日比谷公园赏花。日比谷公园座落在东京千代田区,与皇宫仅一条马路相隔,闹中取静、是一座满园鲜花盛开的公园。正值仲夏,各色的玫瑰花竞相开放引来大批游人。在花坛旁、在草坪上、在树丛中,我们更多地谈起聂耳,从他苦难的家世到现在工作的艰辛。自从去年聂耳加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组以来,创作了十余首优秀作品,在中国广大地区已经引起极大反响,深受劳苦大众和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他的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音乐战线上的旗手。王莹告诉我,聂耳正因如此,今年初,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用惊诧的眼光审视着眼前这个俊俏的姑娘,“难道你也是共产党么?”她微微地点下头,我默然了……,我已经觉察到这个美丽的姑娘在我心中的分量了。“当然聂耳也是普通的一个人,”王莹继续她的表白。她那一份淡定、那一份从容再一次撞击着我。“他现在正在热恋之中,那位小姐正是联华影业公司的明星王人美小姐。”“可以想象,聂耳不但是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心中也是充满丝丝缕缕的情愫。”“革命者不隐瞒自己纯真的情感。”“聂子来日本,并不主要学习日语,而是为躲避国内反动派的追捕,同时也为接近和团结广大爱国留学生,宣传救国思想。”听着她滔滔不绝的议论,我恍若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我情不自禁的拉着王莹的手。暮色中,在霞光的辉映下,她那略显稚嫩的脸泛起玫瑰般的色彩。 

1933年深秋。聂耳悄然无声地回到日本,回到学校。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校园的草坪上相聚。我们像一群久别重逢的孩子嬉戏笑闹,时而执手相看泪眼,时而拍打对方的肩头。聂耳向我们介绍了国内革命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他还带来了新作,为即将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谱写了一首插曲“铁蹄下的歌女”。我们相约,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去伊豆半岛。

清晨里,深秋的东京虽然有些寒气逼人,却倍感精神飒爽。我们一行三人,背起行囊和提琴兴致勃勃地来到东京火车站。抬眼望去,瓦蓝瓦蓝的天空像巨大的蓝宝石笼罩着关东大地,街道整洁干净,人流如潮却秩序井然,没有战争这里就是人间天堂。列车沿着东京湾海滨向南一路飞驰,不屑半天光景就抵达伊豆半岛的最南端下田。伊豆半岛三面环海一面与本州岛陆路相连。她像一把长矛伸向广袤无垠的太平洋。碧海蓝天,陡峭的山崖绵连着银色沙滩,为我们敞开了无限遐想的空间。站在陡峭的山巅,我们默默无语,向西极目远眺,越过万水千山,就是我们苦难的家园。聂耳打开行囊抽出一本乐谱。“铁蹄下的歌女”一行醒目的字体连同五线谱跃然纸上。几天来,这是我们已经谙熟的曲子了。我和聂子不约而同地操起小提琴,在背着风向的一隅,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在激越琴声的伴奏下,王莹演绎着悲怆抒情的咏叹调:

我们到处卖唱,

我们到处献舞,

谁不知道国家将亡,

为什么被人当做商女?

为了饥寒交迫,

我们到处哀歌,

尝尽了人生的滋味,

舞女是永远地漂泊。

谁甘心做人的奴隶,

谁愿意让乡土沦丧?

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

被鞭挞得遍体鳞伤……


震颤的歌声响彻在伊豆半岛的上空,她飘过高山,飘过海洋,弥散在辽远的祖国的上空。

太阳渐渐地西沉了,漫天的霞光把海水染成一片绯红,那一份热烈,承载着我们的思绪、烘托着我们的情感。

踏着朦胧的月色,我们沿着静谧的林间小路,来到下田海滨的一间农舍。主人知道我们是中国留学生,分外热情。我们尽情地享受浓浓的乡情和美味佳肴,我们和着节拍、与主人一起哼着当地的拉网小调,那起伏的和谐的音符似乎在讲述着团结、亲善、祥和、美好,这难道不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崇高境界么!原本是同一个血脉,为什么要相煎太急呢?我们仰望星空,满天的星光啊,你要指引我们前进的脚步;你要真诚地告诉我们,黑暗过去将是黎明;你要帮助我们寻找理想,那理想一定是光明。

 

1934年初。

聂耳又要离开我们了,从他那永远闪烁着不知疲倦的眼神里,从他那快速移动的身影里,我知道他又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了。离别的日子到了,我木然地呆立在他身旁,我已经没有第一次分别的冲动了……,我正在呆想,突然间、感到他的手用力地拍在我的肩头上,在他的笑声里,我感到了一分严肃。“你要用功,要考上最好的大学。”他还嘱托我“要团结爱国留学生,要保护在日的爱国人士。”最后,还不无狡黠地给我做个鬼脸,“要爱护王莹,她是个好姑娘。”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视线似乎有些模糊了。

在我彷徨的时候,聂耳总是给我力量和信心;在我最需要指引和帮助的时候,聂耳就像满天星光中那颗最明亮的星星照耀我的前程。他似乎没有过多的言辞,但他用永不停歇的脚步在不断地促动和感召我。

转眼间,快到中国的新年了。国内的朋友带来了剧作家曹禺先生的新作“雷雨”。我们决定排练和演出这场话剧。王莹是电影明星,在日本又主攻戏剧专业,这副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到她的肩上。在她的精心导演下,我们废寝忘食、争分夺秒地加紧排练,大家互相启发、互相纠正、互相揣摩,终于到了演出的时候了。剧情中,曹禺先生通过短暂的一天时间,利用两、三个场景,集中展现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来,纷乱复杂的矛盾纠葛,揭露了当下畸形的中国社会家庭之间和个人的悲剧,以及制造悲剧的真正黑手——丑恶、虚伪、黑暗的社会。

在几个年轻人的共同演绎下,在剧情种种剧烈的冲突中,成功地完成了人物塑造。最后一幕、几十年积累的恩恩怨怨、终于在一夜之中爆发、化作了一场倾盆雷雨而结束。一时间、台下竟然没有一点骚动。我无法忘记我所经历的如此无声的震撼!在更衣室里,演员们还长久地沉浸在剧情之中,久久才慢慢散去……

寒冷的东京夜晚,早已是万籁俱寂。我和王莹挽着手臂穿行在银座和中央区繁华的街道上。此刻,高大的建筑里只有稀疏的灯影在闪烁。在明暗飘忽的街灯下,清冷的街道上映出我们不断拉长和缩短的身影。我抑制不住兴奋,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不住地念着我那句台词: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盈得像海燕般的帆船,海风吹佛,吹来一阵咸腥,涨满的白色的帆、像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向着天边飞,我们坐在船头,遥望远方,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是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欺诈……

在寂静无声里,我瞥见王莹的脸上挂着泪花,我还听到她呼吸和心跳的声音。走到神田川河畔,河水静静的向南流淌、流向东京湾、流向大海。“我们是不是……在彼得堡涅瓦河畔……那一场……白夜里?”王莹轻轻地喃喃着。这个一代才女、这个身世悲凉、自幼失去母亲的孤儿多么渴望得到自己的一份幸福!……我虽然知道,脚下的路是多么漫长,……我还是不由分说地表白:聂子会祝福我们,会保佑我们的。你看我们的心贴得这样紧,不正像两个马德堡半球紧紧相吸吗?几十匹马都拉不开呐。王莹嗔笑着、我蓦地发现她那动人的姣美的笑靥、她挣开手臂、跳跃着、像小鸟一样在我眼前飞翔……。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两个中国少年,用最纯真的情感、共同编织美丽的梦境。

东方渐渐地泛起鱼肚色,我们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因为前面就是大海,那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那里是我们苦苦追寻的光明的所在。


1934年春天

聂耳回国几个月了。我不知道他又在谱写哪些曲子。一年来,回想起我们在上野公园、在伊豆海滨、在东亚学校,他时而像个斗士,永不停歇地冲杀在战场,时而又像个平民化的长者,无时不刻地在关心你。我盼望他来到日本叙述兄弟情谊,但只有在躲避国内反动派追杀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机会;我希望他在国内有个安全、理想的环境专心作曲;但闭上眼睛,我的一切都将失去光彩,失去聂耳,对我感情是多么大的缺失。在矛盾中,我们天各一方,守望相助。

我马上就要参加入学考试了。一年来,虽然我要抽出大量时间练琴,还要游泳和参加其他体育活动、补习日文,复习高中课程,有时还要客串演戏,但我总是能把时间安排得当、样样不拉空,难怪聂耳夸我是“天才少年”。

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考题不难,很有把握。

果然不出所料,我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那一天,王莹特意跑来向我祝贺。我们一起回到佐藤先生的家,当然也是我住的地方。工大在东京目黑区,刚好离佐藤家不远,所以我也经常回到“家里”。看着我穿上崭新的校服,引来王莹不住的赞叹,也自然引来佐藤太太的目光。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王莹姣美的脸颊,还不时诡谲地看着我的脸色。我毫无顾忌地笑了,我把双手按在佐藤太太的双肩上,“妈妈,这是我的女朋友,”太太高兴得不住地点头,还颇为认真地说:我又有一个女儿了。说话间,佐藤先生进屋了,看着我这身校服煞有介事地问道:怎么和帝大(东京帝国大学)的校服一样呀?“是的,爸爸。”我略显得意地回答。

我拉着王莹的手,走进一家咖啡馆。我把手放在胸口上扪心自问……“是不是心跳得太快了,”王莹一脸的狡黠看着我笑道,“我在想,我穿上这身衣服,是否也能帮助自己的祖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我认真地回答。

那一天,我们在咖啡馆里相对而坐,我还是不多地见到王莹有这般喜悦的心情……。如血的残阳,透过玻璃窗把小小的咖啡馆染成一片玫瑰色。沐浴在玫瑰般的色彩里,王莹像一朵鲜花绽放着美丽和精彩。我们谈了很多具体的问题,谈到我们祖国的前途,也谈到我们两人共同的未来。……她用诗一样的语言向我袒露着心声“我的生命虽然不完全属于自己,但今晚的场景会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东京工大,在日本是最富盛名的理工科院校,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由于我生性开朗,爱好广泛,又好出点风头,所以从一年级起,我就担任中华学生留日学生会主席,而且一干就是六年。应该说明的是:当时在日本还有一个“满洲学生留日学生会”显然这是日本政府豢养的“组织”。多年来,我们中华同学会与该组织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有效阻止和瓦解了许多卖国行径,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不久,我意外地收到聂耳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说道:“衷心祝贺你考上最理想的学校,希望你努力学习,完成学业,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毕业生。我们今天打碎一个旧世界,就是为了明天建设一个新世界。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拿到信,我兴冲冲地找到王莹,和她一起分享聂耳的祝愿。她拿着信爱不释手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故弄玄虚地告诉我,“聂耳最近还写了一首“毕业歌”还是田汉填的词。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为你而作。我不禁哈哈大笑。

当晚,我立刻給聂耳回了封信。我向他汇报了学校、老师、同学和学生会的情况,我还特意告诉他,我还是不间断地跟铃木老师学琴,而且我还进入了东京工大的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最后我还告诉他,郭沫若先生不久到东京讲学,我们学生会都已经动员起来了。郭沫若先生在日本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每次到日本都会引起轰动效应。我们的职责是保卫他的安全。


1934年春夏之交

郭沫若一行如期而至,偌大的工大校园已是人满为患。学生们,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纷纷地挤到前排,一睹郭沫若先生的风采。大会是由中华学生会主持,我自然站在主席台上守卫在先生的身旁。会议的主旨是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抵御外强的侵略。先生神采飞扬、大义凛然、真理在手、滔滔不绝。正当情在浓时,台下飞来几个臭鸡蛋,我们赶忙围身过去保卫先生。暴徒很快被制伏,我也身中数枚臭蛋。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斗争的前沿,通过这次事件,我感到自己在成长,因为我懂得了如何去应对。

王莹看到我崭新的校服顿然变成臭迹斑斑,又心疼又好笑。我倒不以为然,我把手搭在她的双肩上,很认真地望着她的双眸、轻轻地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革命者呢?”“可以,但不是现在。”我知道革命是有纪律的。我拉着她的手,飞快地朝家走去。

郭沫若先生在工大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爱国留学生的志气,同时,对大会的捣乱分子也纷纷加以指责。

一天晚上,大教室刚刚下晚自习,学生们陆陆续续走回宿舍。突然间,在教室的拐角处窜出了十几个蒙面大汉,围住了七、八个走在前面的人,不由分说用麻袋套住脑袋和上半身施以暴拳。仅数分钟,七、八个人被打躺在地。随后,蒙面汉迅速闪进树丛逃之夭夭。第二天一早,事情才弄清楚,原来被打的人正是那些大会上捣乱的人。我立刻明白那些蒙面大汉是什么人。尽管找不到任何证据,学生们自然心照不宣。被打的人咽不下这口气,只得诬陷我是幕后操纵者,还诬告我买了禁书让同学们看。日本警视厅还介入了此案。警方要我拿出禁书,我据理力争,难道在内山完造书店公开买的鲁迅文集也算禁书么?警方自知理亏词穷也便不了了之。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必须最大范围地把爱国学生团结在一起,孤立极少数的卖国求荣分子,虽然对打架我不陌生,但我并不赞成这种做法。


1934年暑假。

刚刚结束最后一门功课的期末考试,我夹着一沓书本走回宿舍。远远地、我看到王莹气喘吁吁地跑来,还隔着几丈远就冲我喊道:“聂子来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几本书也散落一地。“他在操场上等候我们呢。”我把书本放回宿舍,拉起王莹的手飞也似地朝操场跑去。我算计着大概有半年没有见到聂子了。

我们一见面自然又是一阵寒喧打闹,看到聂子身着雪白色的长袖汗衫愈发俊朗,两只长袖在胳臂肘下略卷几圈更透着迷人和潇洒。他看到我穿着已经洗得干净的校服,也是连声赞叹,不住夸我长高了、也更帅气了。我还告诉他,东京工大和其他几所学校暑假期间联合举办海边夏令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参加。聂耳和王莹欣然表示同意。

清晨里,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扛着早已备好的行囊,从四面八方纷纷来到东京火车站。我们的目的地是千叶县白子町中里海滨浴场。男生们大都一身短打,女生也都是各色裙装。人群中,王莹身着白色连衣裙、显得格外娇艳、妩媚。车厢里,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中国话、日本话此起彼伏;温文尔雅、礼貌相让、一片和颜悦色。聂耳周围自然聚集不少中日学生,他也热情地和学生们主动交谈,融融气氛洋溢着整个车厢。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中里海滨。临时设施都已搭建完毕,一切都安排妥当、井井有序。

我们换上泳装奔向大海……,中里位于千叶半岛的东方、直面浩瀚的太平洋腹地,风高浪涌、是冲浪和游泳的绝佳胜地。这里,海岸辽阔绵长、沙滩洁白细软,花色繁多的遮阳伞、像朵朵鲜花点缀其间更彰显无穷魅力。在海中游泳要因势利导,不论在波峰谷底,都要顺应潮流。我在海边长大,从儿时起就在海边戏水,不敢说是弄潮的好手,起码积累一些经验,一扑进大海自然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显然游泳不是聂耳的强项,但他的执着和勇敢甚至还带一点任性让我倾倒、让我自叹不如。我时而陪王莹在海滨戏水、时而跟随聂耳搏击海浪,我们充分地享受大自然的魅力、享受人间的真情和美好梦境。渐渐地、灿烂的阳光凝成一个火球,慢慢地躲进西边遥远的地平线下,她把最后的能量洒向星空、化成火一样的霞光铺满了海面。一面是火焰、一面是海水,水火竟是如此相容!

沙滩上。我和聂耳并排而坐。我向他汇报了半年来学校的情况和发生的故事,聂耳听了竟然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还夸我变得成熟了。谈笑间,聂耳坦诚地告诉我:“组织上认真地考虑了你的愿望,不过以你现在公开的身份、目前在组织外面更方便开展工作。”我表示理解。……远处,王莹袅袅婷婷从海中向我们走来,宛如出水芙蓉、楚楚动人。她略显羞涩地告诉我们先去更衣。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聂耳像兄长一样关心地问道:“和王莹的关系有进展么?”“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聂耳十分高兴。转而,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过你一定要完成学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学习机会。你要用优异的成绩告慰你在天的父母之灵。”我心里一阵感激。

夜幕降临了。我们坐在一起,伴着满天的星光和哗哗作响的海浪,谈着我们儿时的趣闻乐事和童年的梦想。那是个轻松的夜晚,没有喧嚣、没有烦恼、无边的思绪徜徉在辽远的夜空。

当最后的星光还没有完全消逝,我们已经坐在海边等候磅礴的日出了。据说千叶半岛是日本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当遥远的天边和海的尽头被无形的如椽大笔重重地抹上一缕白色,我们互相拉起、像鸟儿一样向海中飞去。火红的太阳跳跃着腾出海面,转瞬间已是朝霞满天了。我们张起双手欢呼着、雀跃着、迎接着这个伟大时刻。……我似乎又看见,……那条轻盈得像海燕一样的帆船……挂着鹰的翅膀……向着天边飞……

几天的海滨夏令营结束了。我们晒黑了皮肤、强健了体魄、增长了见识、充实了心灵。


1934年秋

在完成秋季考试后的几天闲暇里,我们中华学生会准备到仙台搜集鲁迅先生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的足迹,并出版一本有关的文集。恰巧这段期间聂耳也在日本各地考察和创作。我们相约一起到仙台逗留两天,然后取道北海道休整数日。

我多次到过仙台,因为这块土地深刻记录着鲁迅先生的心路历程。正是在仙台医专学习期间,先生看清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从而完成了由医学救国到文艺救国的转变。此次到仙台医专,学校早已改弦更张,更看不到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了。但鲁迅和先生的友谊将世代传颂。

聂耳和王莹虽然和鲁迅没有直接接触,但同属左翼联盟。我经常听到他们多次提到鲁迅,多次对先生表达了敬仰之情。

离开仙台,径直乘火车赶到本州岛最北面的城市青森。换乘小火轮后,渡过津轻海峡来到北海道南部城市函馆。已是一路风尘,在函馆稍事休息,第二天继续乘车赶往札幌。……

寒秋里,我们漫步在札幌的郊野。在北海道的腹地和祖国的东北大地一样,同样有广袤的平原和起伏的山脉,同样有壮美的山河、丰富的宝藏。远近的山脉,一片片火红的枫叶为大自然抹上了浓浓的秋色,蓦然地让我们想起北京的西山和满山遍野的红叶……。而此时的东北大地正是抢收大豆、玉米、高粱的时节,可是我们的国土却在一步步沦丧。聂耳又向我们介绍了国内的形势,最近,日本法西斯得陇望蜀,又在染指热河、平津、和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王莹又唱起了悲壮的“松花江上”,我和聂耳不约而同地附和着,北海道辽阔的原野再次飘荡着中国青年的歌声。

不久,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聂耳再次和我们告别,并指示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开展相应的工作。


1935年初。

根据聂耳的指示,我们在学校利用中华同学会的合法组织,运用音乐、戏剧、歌舞等多种形式,在各种场合开展反战宣传,争取有良知的日本同学和老师站在正义的一边。我同班的日本同学野村就是我们争取过来的同学之一。(90年代中期,他还从日本专程到北京来看我)我们在王莹的领导下,再一次排练曹禺先生的“雷雨”,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文化,并表明中国人民正在觉醒。我们还在东京帝国剧场等有影响力的剧场,用中文和日文分别做了载入史册的演出。如果说去年的演出尚属业余性质,那么今年的演出颇具专业水准。我们在布景和道具上做了改进,在人物塑造上做了更准确的拿捏,在语言上做了进一步的规范。演出取得了空前理想的效果,有力地配合了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

当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时,正值中国传统的节日大年初一。刚卸完妆,我就拉着王莹赶回家,佐藤夫妇已经为我们备好了年饭,他们已经十分喜爱这个漂亮、懂事的中国女孩,早已把她视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在这个家庭,我们互为支点、构成一个牢固而稳定的力系,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会支离破碎。我和王莹同为失去父母的孤儿,在千里之外的他乡过着自己祖国的节日,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佐藤看出我们的心思,忙着给我们倒上清酒,让我们吃菜,佐藤太太还给我们表演日本的歌舞伎,滑稽的舞姿引起我们阵阵笑声。在欢声笑语中,我们度过一个永生难忘的春节。

 

1935年春

又到了樱花盛开的时节。一年来,中华学生会在团结广大爱国留学生和组织参加各项爱国活动中取得了不凡成绩,海外爱国学生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爱国力量。

四月里的一天,聂耳匆匆忙忙回到日本,照例又来到工大的操场、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和我们见面。别后不久又见到了聂耳,我和王莹都感到意外的惊喜,我们似乎还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议论着。

走出工大的校园,我们不约而同地朝着上野公园的方向走去……。两年前,也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萍水相逢的我们,手挽着手来到上野公园,那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少年。如今我长大了、懂事了、成熟了,已经扛起肩头的重担了,我不禁感激地望着聂耳、望着王莹,是他们用逬放的华彩点燃了我的生命。在微风吹拂下,千万缕樱花摇曳着,像婀娜多姿的少女手捧千万朵鲜花欢迎我们。我们又绕到西乡隆盛的铜像前,又来到那一片静谧的水面旁,在一棵高大的枫树下,我们坐在一起小憩。聂耳从他那件日久年深的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我看到第一行的标题上写着:义勇军进行曲。聂耳解释道:这是田汉先生为新拍影片“风云儿女”写的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催人奋进的歌词让我们热血沸腾。我们都注视着聂耳,听他继续讲:“我决定把歌词尽快谱成曲子。”“那好,你就在佐藤先生家写吧,那里又安全、又僻静。”“好,机灵鬼。”我们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两天后,在偌大东京城的一隅,在一所日本普通的民宅,两把小提琴共同奏响了响彻世界的声音。我和王莹连声叫好。

几天后,这首歌曲从日本寄回了国内。从此这首歌唱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鼓舞着亿万军民杀向疆场。

又是一个残阳如血的时刻,又是在那间充满玫瑰般色彩的咖啡馆里,聂耳、王莹和我相对而坐。那一天我注意到:聂耳聪慧的眼睛里不断地闪烁着一丝隐忧,而王莹依旧淡定、从容,她的姣美的脸颊似乎还有些坚毅。聂耳首先说道:“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苏联学习,因为暑假快到了,所以我还要等待莫斯科方面的安排。”他话题一转,眼神中有一丝很难觉察到的漂移,但还是盯住我的脸说道:“组织上安排王莹小姐去美国开展工作,近期就回国做准备。考虑到你们俩人的关系,同时也考虑你在中华同学会的身份,组织决定,等你完成学业后也去美国,继续配合王莹小姐的工作。”

咖啡馆里阒然无声,只有血色的霞光透过玻璃窗依旧把一片玫瑰色洒进小屋、洒在王莹俊俏的脸庞,她的美丽的笑靥依旧像一朵鲜花绽放。此刻,我彻悟到“我的生命不完全属于我的”真正含义。我默默地点着头接受组织的决定,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我的生命也不完全属于自己。”我下意识地看着王莹,看到两颗晶莹的泪珠挂在她姣美的脸颊。

与王莹话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六月的东京,已经感到夏季的热度了,街上滚滚车流、人流,更让人感到烦躁和热气逼人,幸好,偌大的候船室还显得冷清,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变得冷静许多。我静静地注视着:身着我所熟悉的那件雪白连衣裙的王莹、格外清纯秀丽,略微卷曲的长发又多了一分妩媚与成熟。两年多了,我们一起渡过那么多美好时光,我们的心已经靠得那么近,我们几乎就要变成一个整体,让我们一下子分开,我心里的确没有足够的准备。我们提着行李没有言谈、也没有笑语、默默地并排走在宽大的走廊朝着一排座椅走去。还是聂耳试图打破僵局,他摆了个姿势,用手从左到右画个弧线、用滑稽的腔调招呼着:“请坐王小姐、王先生。”但我们还是笑不起来。

停泊在东京湾湛蓝海面上的白色邮船,发出了长长的呜咽开始催促旅客上船了。我们目送着王莹走上舷梯。……正当舷梯上已空无一人时,我看到王莹飞也似地跑下来,径直扑向我的怀里,她再也忍耐不住,泪水像短断线的珍珠,她抽泣着,然而一个坚定的声音在我耳畔不停地响起:“我会在美国一直等你!”……

在落日的余晖里,邮船慢慢启程了……变得越来越小……我仿佛又看到了……那轻盈得像海燕一样的帆船……带着鹰的翅膀……向着天边飞……


19357月。

和王莹告别一个月了,我无时不刻地在怀念她、祝福她。但我还是强忍着,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练琴上、放在学生会的工作上。这段时间, 聂耳经常找我谈心、唱歌和拉琴。我感激聂耳,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用教诲、用亲情、用琴声抚平我心中的伤痛。在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也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上、从社会中汲取知识和营养;在假期里,他和我彻夜长谈在生活上遭受的方方面面的考验;他向我倾诉人生的意义;我们还在一起探讨世界的复杂性。聂耳已经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方向标。我已经暗下决心,我会朝着他给我指引的路永远地走下去。

暑假来临。聂耳和他在日本的其他朋友一起邀请我去神奈川县的鹄沼海滨游泳。我欣然答应。

仲夏的东京,虽然天气闷热,但海风阵阵吹来,还是让我们清爽、惬意。我们从东京火车站沿东京湾海滨一路向南飞驰。我蓦然地想起,差不多两年前,和王莹一起去伊豆半岛,我们也是走着同样的路线……我默默地再次送她一份祝福……

位于藤泽市的鹄沼海滨,气候温和、交通便利、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著名的片濑海岸、江之岛每年夏季都吸引大批学校夏令营的学生和游人。

我和聂耳还有其他三位朋友换好泳装,走过柔软的沙滩,向大海深处走去。碧海蓝天,阳光灿烂,太平洋吹来的阵阵海风,把海水微微地掀起波澜。海岸的浅水边,成群的孩子在戏水;齐腰深的一带,初学者都在认真地学习游泳;聂子递给我一个眼神,我心领神会。聂子了解我的水性,示意我到深海去。今年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来到海滨游泳,我时而自由泳、时而蛙泳、时而仰泳,我不断地变换着泳姿,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江之岛的岸边已是清晰可辨了。看看日头差不多已经偏西了,我赶忙回身,朝着片濑海边游去……差不多已到岸边,看到人群在骚动,几个同行人慌张地说聂耳不见了……夜幕完全降临了,只听到大海在呜咽、却不见聂耳的身影……黑暗中,我久久地站在海岸一遍遍狂喊:“聂子,你在哪里?”听到的只是海浪在一遍遍地咆哮……我仰望星空,在漫天的星光里,我在寻找那颗最明亮的星星……但他永远地陨落了……

1935717,聂耳以他23岁的年轻生命,撒手人寰……

 

我没有沉沦、我没有被击倒、因为我永远地打开了心中的那扇窗……

在东京长野公园的樱花树下、在伊豆半岛的海滨和山崖、在北海道广袤的原野和丘陵、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大街上,我义无反顾、大踏步地继续向前走去……

 

                    201111    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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